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汇编5篇)。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

朝代更迭，治乱兴衰，本是自然规律，但一个政权被推翻，再加上一个悲情皇帝的黯然谢幕，将近三百年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大明王朝逝去，终究让人唏嘘不已。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回顾了明朝的兴亡得失，李自成打江山曲折历经最终功败垂成的原因。当时毛主席阅后高度重视此文，把它当做历史教材刊发给全党干部群众。让大家深刻吸取这里面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党所用。一年后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周期律”的说法，毛主席找到了对策，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从古至今，人类筚路蓝缕，文明薪火相传，进步最快的是物质文明，而进步最慢的却是人心。读史书可以看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将决定人物的最终归宿。

明末风起云涌，不少史书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通过了解阅读相关的资料，我仔细品读了崇祯帝，他从开始的隐忍，到清除魏忠贤的果决，成功后的励精图治，错杀袁崇焕的痛心，民变时的用力过猛，城破时的绝望，一步步走上了一条悲情的路线。客观地讲大明王朝的悲剧不是完全由他造成的，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环境原因，但他作为大明王朝的CEO，却不得不负全部的责任。他曾经愤愤地说过：“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左传》云：“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桀和纣怪罪他人，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

李自成被逼无奈走上了一条下岗再创业的道路，从最初的小跟班做起，十八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几次命都快没了，终于熬出了头，建立了大顺王朝，为自己设下了安乐窝，就蒙头准备睡大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江山没有坐稳就要贪图享乐，这是注定是悲剧的结局。这也是农民出身的他性格使然——小富即安，不图更大的梦想。革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掩卷沉思，大明王朝沉浮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命运的缩影，这段历史有跌宕有兴衰，有悲壮也有磅礴，都让人感到无奈与震撼，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社会上道德败坏的现象却频频发生，这都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危机的体现。历史人物总是在改头换面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在某个时间段。从当年的刘宗敏张献忠贪财，到近期落马的数名贪官就说明了在金钱和人性的考验面前，他们是灵魂的溺水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小的隐患也许就是将来致命的打击。

用什么来拯救道德危机呢?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或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诠释，带给我们更多启迪。近期开展学习中央八项规定与反对“四风”活动，其实，读史也好，教育实践活动也好，最终目的是要敦促党员干部自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国家长治久安做出自己的贡献。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它能启迪今天，也会影响未来。它能让我们在理性思索中前行，能在艰难蜕变中进步。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只有以史为鉴，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眼光，才能防微杜渐，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历史，从古人身上汲取精髓的真正目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2】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三百六十多年前的甲申年，两个王朝相继而亡，何以，腐也，明朝政治腐败，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而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也终于失败。纵观历朝历代之更迭，究其原因莫不如此，腐则困，困则暴，暴则乱，乱则亡。

治理国如此而企业管理亦如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创业容易守业难，商海沉浮中暂露头角，各领**的企业比比皆是，但真正做到百年老店的如凤毛麟角，都是风光一阵之后便杳无踪迹了，企业内部管理出问题了。

创业阶段大家可以为了一个目标而艰苦奋斗，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一旦创业成功，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可以安然了，可以享受了，企业的危机也就出现了。新宝泰历经十多年的努力，已经跻身地区钢铁强企行列，也算是成功企业之典范，但伴随而来的是浮奢之风渐起，贪腐渐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新宝泰要实现二次创业的成功，再读《甲申三百年祭》，以史为鉴很有必要。

《甲申三百年祭》成文于1944年，是对1644年所发生的崇祯帝败亡、李自成大顺政权骤兴骤亡等历史事件的描述。今日读来，仍让我们对李自成的悲剧不胜感叹。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发展，终于在崇祯十三年以后得到长足发展，不断壮大，最终在崇祯十七年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从陕西打到了北京，覆灭了明朝统治。在最艰难的时刻，李自成仅余下十八骑在身边，而其进入北京城时已拥兵百万之众，可谓“兵强马壮”。攻占北京之后，似乎天下可以传檄而定。

然而，谁又能想到须臾之间，大顺政权就走到了败亡的边缘，区区一个多月的时间，大顺政权就从北京城败退出来，从此兵败如山倒，一直败到了九宫山下。

究其原因，不外乎忘却了“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的道理，以为攻占北京城就万事大吉，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却不知卧榻之侧，早已有人磨刀霍霍了。没有警惕，我们离死亡不远。

遥想新宝泰创业之初，诸君壮志凌云，披荆斩棘，方成就今日腾飞之势，新宝泰十二年的发展历程，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我们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我们的艰辛在一定程度上不比李自成所经历的难度小，我们今日取得的成就的确可以让我们自己小小自豪骄傲一把。

然而，李自成的教训告诉我们，只要思想上有所懈怠，必然就会在工作中有所表现，骄奢享乐之心就必然一发而难以收拾，工作上的疏漏之处也就随处可见了，事业的风险也就难以防范了。

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郭沫若先生写就此文五年后，在中共**进入北京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干部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明确表示“我们不做李自成”。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两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新宝泰的各级管理干部，尤其是已经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的管理干部，是让我们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不二法宝。

唯有“谦虚谨慎”方能“不骄不躁”，愿与所有新宝泰同仁共勉。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3】

冯心军近日，再读郭老所著《甲申三百年祭》，随使我感慨颇深、体会颇深。随笔写下心中之感慨。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这篇史论名著，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不仅是一篇学术文章，更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明朝末年人民生活的惨状，看到农民起义的发端、发展与高潮，也看到了李自成政权的成与败。

本文所反映的问题是广泛而深刻的。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职业中做出自己的诠释和理解。

阅读文章可以看出，一个政权能否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最高领导的决策固然重要，而政权机构的**要员、文臣武将、甚至基层行政，事务人员也都对政权的存亡发挥着一定作用。

明朝末年，朝野腐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李自成揭竿而起、率众起义。初时，起义军旗帜鲜明、纪律严谨、爱民如子、作风廉洁，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绵幕”，甚至颁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由此前后仅

4、 五年后，他们被困在北京，覆盖了明朝，坐上了金銮的宝座。然而，他们开始“纷纷然，昏昏然”——大功既已告成，天下也就再无危机可言。**要员、文臣武将们每日沉沦于胜利的喜悦，陶醉于歌舞升平，忙碌于迎来送往、权贵之交。

“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在京城“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杀人无虚日，纵兵丁掠抢民财”。

在肘部和腋窝附近，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起义军的腐败作风，导致了清兵入侵，义军失败，李自成的政权仅仅存在了113天，便闹出了刘宗敏为得陈圆圆逼反吴三桂的荒唐事儿。

当然，问题出在牛金星和刘宗敏身上。但是在牛金星、刘宗敏的手下又有多少“小牛金星、小刘宗敏”在重复着他们的错误？而在这些“小牛金星、小刘宗敏”之下，难保没有更小的。

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什么”居安思危、优良传统、军纪严明、打天下者卫天下”，统统都丢在了脑后。他们只是享受和享受。至于明朝的灭亡，则是由其极度腐败统治的。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其官吏则“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结果只能是“纵贪横于京几”，吏治败坏到了极点。这样的王朝是必然要灭亡的。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如果翻书假设，当初李自成也能想到居安思危，颁布勤政廉政，制定一整套利国利民的方针大计而率众实施，想必不会有此悲惨结局吧。

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便及时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今天**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也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在新世纪新阶段，要践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党的各项任务，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仅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而且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这样，才能牢牢把握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在以往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有新的更大作为。

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初步成果的今天，仍然存在着很多社会矛盾，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必须按照党的要求，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为完成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今天，重温并牢记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两个务必”，认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对我们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分重要。

尽管我们是基层单位、商业的服务窗口，但我们毕竟是共产党员，是企业的一份子，是员工的服务员，更应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企业谋利益；为员工谋福利。我们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的。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注重实效和政策，始终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贪、不占、无私敬业。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史的教训且不可忘记，越是在新的形势下，越是要充分认识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防止因胜利而骄傲；防止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情绪的滋长，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勤奋敬业，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4】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杯具，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但是之后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潜力，和自我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职责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思考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我，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我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期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我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期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持续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个性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5】

公元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政治风云鬼谲多变，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年头。当年正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永昌政权。3月19日，他征服北京，推翻统治中国277年的明朝。也就是在这一天，崇祯皇帝携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在衣襟上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

这位明朝末代皇帝临终时曾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至，他在遗诏中又是悔恨自己，又是怪罪群臣，凄凄惨惨地写道：“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

”然而起义军进京后好景不长。4月，明王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入关，李自成亲率20万大军迎敌，因战斗失利，退出北京，败走西安，5月，清兵入京。10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李自成自崇祯2年在金县杀官吏起事，十六七年间历经危难，他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几乎成就了他大顺朝统治的伟业。

而进京就短短40天后，他却败走西安，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他功败垂成，大事毁于一旦。

公元1644年，是干支排序甲申年。郭沫若于1944年3月10日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其文称这是明末农民革命的“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悲剧的意义尤为深刻”。

《甲申三百年祭》从史学角度分析叙述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事业的失败，分析了崇祯、李自成这两个悲剧人物。说到崇祯，郭老在文中称“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指责的。崇祯皇帝是个例外。他赢得了后人的同情。

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甚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绝少。’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

他初继位也曾经“当机独断”，除去魏忠贤与客氏，但一转眼就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下《罪已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内部腐败，再加上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自然加速了人民起义和明朝灭亡的进程。

据史料记载，接二连三的灾难使人们吃树皮、泥土和石头，后来人们吃人。对这样的灾害，崇祯虽然多次亲率百官祁雨，自己也减膳、撤乐，但就是不听“搜括臣宰助晌”的建议。正如郭老所云：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已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

皇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晌，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已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量，而叫皇库出钱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像开玩笑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就这样，崇祯在位十七年后，明朝灭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就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说爱民而又不动真的，说整治吏治而又“轻信妄断”，最后成为“孤家寡人”的下场。

说到李自成的悲剧，郭老在文中指出，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中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一样”。从3月19日到4月29日，李自成

等进京这40天里，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释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一品将军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此其一也。其二，几十万大军全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甚之秋毫无犯的军规都被一一置于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而对近在肘腋，严阵以待的大敌，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仅派出几千兵士去山海关镇守，可谓麻痹轻敌到了极致。三是李自成抓获吴襄，令其给儿子吴三桂写自首信，刘宗敏绑架吴襄，抄袭吴襄家人，带走吴三桂爱女陈圆圆。

这样，终至把尚在踌躇观望的吴三桂逼反了，引发了形势急转直下的变异。

据一些史料记载，李自成自律还是严格的，连明史也称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还说在京殿是“戴尖顶毡帽，蓝布上马衣”。但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李自成当然不能辞其咎，更加致命的是，他全然没有去管束他的左膀右臂，牛金星、刘宗敏等到辈的胡作非为，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满情绪大膨胀，竟毫无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这也就无怪乎大堤决溃而无所措了。

李自成的悲剧还在于胜利之后他就听不进逆耳之言了，却偏信负恩卖友牛金星的谗言，杀了能进谏忠言的制将军李岩，重蹈了封建王朝开国之君戮杀功臣的错误。李岩，河南杞县举人，是一个被称为“有文武才”、“好施尚义”的知识分子，崇祯13年他参加义军。李入伙后，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

”他扶助李自成搞宣传，收民心等方面是多有建树，立了大功。不幸的是，进京后李自成对李岩的进谏就“毫不介意了”。他那曾是“能纳人善言”、“凡事皆众共谋之”的作风也不见了。

牛金星、刘宗敏等人陶醉在胜利锣声中时，李岩曾提出四点建议，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包括两条重要建议：严肃军纪，安抚吴三桂父子。这原来是一服良药和清醒剂，但李自成的态度却是“自成见疏，不甚喜”，即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

终至铸成无可挽救的大错。